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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北上途中，徐向前支持了张国焘一次。

南下碰壁后，在内外各种压力之下，张国焘带领红四方面军再次北上。一切都很顺利。

但就在按计划到达岷州、彰县一带时，针对中央要红四方面军北上静宁、会宁地区，打击将要到来的胡宗南部的命令时，张国焘再次动摇，决定西进甘南、青海。

张国焘与中央又出现了一个北上和西进的分歧。

这时在张国焘为书记、任弼时为副书记的西北局内部，张国焘已经不能只手遮天，特别是之前的铁杆陈昌浩这时也出现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所以多数人反对张国焘的意见，在岷州的会议上，遂形成决议：按中央指示，向静宁、会宁前进。

而且朱德、陈昌浩等当即制订了《静宁、会宁战役纲领》，张国焘也不得不签了字。

但张国焘仍不死心，这边是不行了，那就去彰县，到四方面军总部找徐向前等人，争取支持。

据徐向前回忆录，这时徐向前等人正按命令调动部队准备北进，张国焘到了，立即召集李特、周纯全、李先念等人，人都到了，张国焘以苦情戏作为开场白：

“我这个主席干不了啦，让昌浩干吧！”

果然有效果。张主席什么时候有过这种口吻！徐向前等人很吃惊，自然马上就问发生了什么？

张国焘立即讲述了岷州会议及之后他与陈昌浩等人的北进与西进分歧，以及多数人赞成陈昌浩的情况。

然后说明，他主要考虑的是北进和西进对四方面军的利弊。

之前的计划是，由一方面军主力与四方面军南北夹击胡宗南部，但中央回电说，鉴于兵力有限，一方面军不宜离开陕甘边区南下作战，要四方面军独立在静宁、会宁地区的西兰大道上打胡宗南部。

本来按之前的计划，一、四方面军共同夹击胡敌，徐向前等人从军事角度考虑，就已经觉得是一场很难打，很难占到便宜的仗，并转而提出了从永靖以南渡河的计划，但没有被采纳，而现在更进一步，由兄弟俩合力变成了四方面军独立作战，其难度可想而知。但没办法，徐向前等人准备“硬着头皮打”。

就在这种情形下，张国焘，这位五四运动时期的学联会主席，发挥他卓越的演说才能，挑开了话头，声情并茂，说明了自己所以坚持跟大家对着来，完全是为四方面军考虑，最后以眼泪结束了他的演说。

他的演说很准确地触动了徐向前等军队将领的心，因为，这也正是他们的忧虑所在。

结果，成功获得了徐向前等军队大佬的同情。

大家表示，关于行动方针，“可以继续商量”。

于是张国焘说，一则四方面军独立在西兰大道与胡敌决战不利，再则陕北地瘠民贫，以后都挤在那里根本就解决不了部队的补给问题。所以他认为，应该渡河到兰州以北地带，休整补充，然后主力出靖远、中卫一带，策应一方面军渡河，共取宁夏。

如果不考虑那些徐向前等人当时并不了解的复杂背景，从已知的进取宁夏的终极战略意图看，应该说这一计划没什么问题。

就是进取宁夏。一是我从这边拼尽全力不计损失地打一场并没有把握取胜的仗，然后在贫瘠的陕北进行一个很难完成的补充，然后共取宁夏；一是我先西进渡河，占块合适的地方休整补充，然后在对岸策应一方面军渡河，然后共取宁夏。有什么区别呢？无非是红四方面军少消耗一点。

而且张国焘所说的计划，在思路上也正是之前徐向前所提计划的翻版。

就这样，这边军队中的各位老大几乎是顺理成章地同意了张国焘的计划，并“当场制订了具体的行动部署”。

事情就是这样。在会合之前的关键时刻，以徐向前为首的军中大佬们在新的分歧中选择了支持张国焘。

红四方面军驻扎在会宁往南大概一百多公里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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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向前一向给人以组织观念强，大事不糊涂的印象，那在这个时候又为什么支持张国焘？

最表象的一点，我想就是徐向前本人所说的，“从军事角度考虑”。这种角度是一个军事家面对战争时的本能。而以这种角度来看，无疑西出的计划更为适宜。

当时红四方面军经过南下、北上的来回折腾，实力已经不复从前。

总兵力降至从前的一半；长期的艰苦行军、作战，使部队疲惫不堪，单位战斗力也大不如前；缺衣少粮，装备水平大幅度下降。

当时红四方面军的基本情况。出自1936年10月16日，朱、张向中央的报告。人数中包含大量非战斗人员。

彭德怀给中央的报告中也提到，四方面军“物质问题并未解决。战士尚多穿单衣，军帽已无沿。…”，“物质问题异常困难…”

李德回忆他所见到的跟随朱、张的红四方面军部分警卫部队：“看上去他们的情绪相当低落，大多数人的衣服破烂不堪，各种各样的颜色混杂在一起，甚至还能看到穿着喇嘛服和藏族服的人。但是从表面的印象来判断，纪律显得并不涣散。参谋部和警卫部队的武器，简直让人不能再有过多的奢望了。…”参谋和警卫部队尚且如此，一般战斗部队就更不用说了。

这种状况，要独立面对在人数和装备上都占压倒性优势的胡宗南所部以及附近的王均、毛炳文等部，难度可想而知。

更何况，战场选在便于敌人发挥运输优势的西兰大道附近，敌人可以快速地调兵，红军极有可能陷入敌人左右夹击的不利态势。

这就是实际情况。一个负军事指挥责任的指挥员不得不充分考虑的实际情况。让人头疼。

如果必须打，也只能是“硬着头皮打”。

以徐向前的所谓“惊人的军事胆略”都觉得很难打的仗，大概就是没得打的情形；如果死拼硬打，不管胜负如何，四方面军的伤亡都一定会是个惊人的数字。——这还是比较理想的结果！

而作为四方面军的“老母鸡”，徐向前对这支部队的感情我想无人能及；而且正如剑客爱剑，学者爱书一样，一个军事指挥员对他的部队还有一种出自专业角度的特殊感情。

所以当初在草地徐向前拒绝伟人的理由就是，不想四方面军分成两半。他自己后来反思时依然认为，假如看着红四方面军分成两半，自己“情感上和理智上都做不到”。

他甚至说，“这可能是我的弱点吧”。

也的确如此。关心则乱，爱本身就是弱点。

正是这个深刻的“弱点”，在当时一系列事件的推动下，让他几乎是顺势而为地支持了张国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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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止于此，止于“军事角度”以及“军事角度”下对部队的爱，那徐向前就未免过于狭隘了。

打仗为什么？难道为打仗而打仗？徐向前虽是军事家，但绝不是一个单纯军事主义者。

而打仗没有大局观，那就不仅仅不是一个合格的“共产军人”，甚至连一个合格的军人都算不上。

所谓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不能从大处从全局看问题，那局部的问题最终也一定解决不好。也正如伟人所说：“没有全局在胸，是不会真的投下一着好棋子的。”

但所谓“全局”的情况，限于当时跟张国焘之间的博弈尚未结束，中央出于某种策略上的考虑，并没有、事实上也不可能将所有情况都如实通报给红四方面军。

所以，徐向前做出支持张国焘西进方案的的决定，外在的原因就是对当时“全局”的情况缺乏了解。或者说缺乏确实的了解。

实际情况是，当时的陕北已经濒临绝境。

首先是陕北地瘠民贫，供养不了这么多红军。经济匮乏，难以为继。然后是老蒋组织的大规模围剿接踵而至。二十万敌军麋集于根据地周围，黑云压城，只有两万装备低劣的红军的中央面临着巨大的军事压力。

而在内部，还面临着张国焘的问题。

在这种情况下，中央左支右绌，举步维艰，一直处在一个求生存的高度紧张的状态之中。

具体来说主要是两件事，一是尽最大努力争取二、四方面军早日北上会师，以充实红军的力量；再就是寻找一条退路，在实在待不下去的时候，起码有个地方可以去。

但两件事都不容易。作为红军中最强大的一支力量的红四方面军，偏偏掌握在心怀不轨的张国焘手中；而计划中的进取宁夏、打通苏联，在敌人的重兵压迫之下，进行起来也并不容易。

而当两件事搅在一起的时候，就更不容易了。

还得争取红四方面军的力量，用以进行宁夏战役计划，还得跟张国焘明争暗斗，防着这个有野心，又掌握着大量红军兵力的人。

另外，跟东北军的统战关系也必须要重点考虑。

形势错综复杂，瞬息万变，所以这时候的中央，根本不能、也不可能将全盘跟红四方面军上下做一个明明白白的说明。

具体到徐向前等军事指挥员，不了解这些具体情况，没有这个“全局”，那么，在很大程度上，他们出于“军事角度”的考虑或许就很难成为“一着好棋子”了。

从他所知晓的“全局”来看，反正就是进取宁夏，打通苏联是终极目标，那换种更理想更经济的方式，从西边先行渡河，有何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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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理来说，上级指挥机关在很多时候都不可能将所有情况都向下级解释清楚，特别像如今这种几乎是生死存亡的时刻，这就是为什么军人要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因为有时候有些情况根本说不清，也根本来不及跟你说清楚。

所以正常情况下，徐向前等人不管理解不理解，仍然应该严格执行上级命令，事实上他们也是这么做的。在张国焘没去彰县前，他们虽然知道是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依然在积极地调兵遣将，要“硬着头皮”去干。

但张国焘来了。

张国焘也是上级啊，而且是直接上级。张国焘红军总政委和西北局书记的权力不也是中央给的吗？

何况，组织上，当时还是西北局与陕北中央暂时发生横的关系的格局。

关键是，以徐向前等人当时所拥有的“全局”视野来看，张国焘的计划并不违背中央的战略目标，而且更为合理，为什么不呢？

说实话，虽然原则上可以这样辩，但事实上，徐向前等人这时候支持张国焘的举动仍然不能说毫无问题。

因为，军事行动方针已形成决议，这时候张总政委的突然的个人的改变显然是有问题的。

那为什么原则性极强的徐向前还能支持他呢？

这就涉及到一个更深层次的原因了。

直白点，就是当时的徐向前对中央还缺乏足够的信任。

正如前边所说，限于纷繁复杂的内外形势，中央在很多地方并不能掏心掏肺地跟你交流，在某些决策和命令中，也做不到从容不迫。

比如红四方面军南下碰壁之际，在林育英的调和下，决定再次北上。在“康道炉战役”之后，红四方面军到达甘孜、道孚、炉霍一带，准备就地休整，筹足粮食后立即北上。这时传来了红二、六军团的消息，说已到滇西北地区，准备北上与红四方面军会合。朱德等决定，就地休整，等待二、六军团到来后，一起北上。这都没问题吧？

林育英

但接下来林育英（其实当时大概都能想到其背后是中央）突然来了一封很突兀的电报：

（甲）将二、六军团引入西康的计划，坚决不能同意。

（乙）二、六军团在云贵之间创立根据地，是完全正确的。

（丙）四方面军既已失去北出陕甘机会，应争取先机南出。勿使川敌在打箭炉以南，造成困难局面，失去南下机会，务乞考虑。

这封电报，我们现在知道是中央在当时纷繁复杂的形势下，出于对张国焘的不放心而发出的一个略显仓促的、不成熟的命令，但在当时，这种让人费解的、莫名其妙的命令，会给本就有些心理阴影的红四方面军将士什么印象？

有没有谱啊到底？什么意思啊这是？或者还是像之前一样，不信任我们？不是说不让我们南下吗？不是一直希望我们北上吗？现在南下很明显失败了，却又强令我们再次南下，这是要把我们推入绝境吗？

要不是有朱总司令坐镇，当机立断，仍按原计划行动，那这份电报是否会把红四方面军推向更远的地方，也是未知之数。

总之，这种针对张国焘的疑忌虽然不能说没有道理，但这种莫名其妙的命令在事实上却不可能不损害到中央在红四将士心中的形象。

然后就是因为形势变化和带有某些尝试性的作战计划的不可避免的莫名变动，在某种程度也会加重红四将士在心里对中央的不信任。

再加上上次会师以来很多问题并没有解决，而且分手的方式是中央不辞而别，这些事，起码在当时，在红四将士的心里还是一个没有解开的结。

比如就在第二次北上途中，面对试图站在中立立场调和一、四矛盾的任弼时，徐向前在表达自己意见时，虽然肯定了中央北上方针的正确，但仍然对会师时中央对红四方面军“军阀”、“土匪”、“逃跑”等指责耿耿于怀，认为“太过分了”！“我和四方面军很多指战员都想不通。”

任弼时

这些东西层层叠加，不断烘托，徐向前等人内心里对中央的暂时的不理解，甚至说不信任，也就不足为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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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这都是特殊情形下的特殊情况而已。如果我们以历史的眼光看问题，这应该都是可以理解的。

所以徐向前等人这次支持张国焘，并不能说明什么大问题，恰恰相反，在这种特殊情形形成的巨大张力中，反而更充分地表现了徐向前坚强的组织原则性，以及这种原则性背后的情理上的脉络。

在这种历史形成的暂时的不明白、不信任中，面对自己不理解，甚至也超出自身承受能力的艰巨任务时，他的反应仍是：硬着头皮硬干。

您琢磨下，这是不是更难能可贵？

之前会师时，在一、四双方正闹不愉快，徐向前心里也正郁闷的时候，对于中央的“北上”方针，自己虽然“没仔细考虑过”，但仍然表示支持，并在顶头上司张国焘与中央闹别扭时，规劝并督促张国焘北上。

您琢磨下，这种支持是不是更不容易做到？

这就是徐向前的坚强的组织原则性。

在历史写就的恶意十足的剧本中，徐向前正是凭借这种源自品格和觉悟的坚强原则性，不仅顺利过关，而且在极端情境中验证并张扬了自己的这种底色。

所以，没有人责怪他。

他没跟中央走，张国焘另立中央后，伟人在延安跟林育英谈话时曾提到：“…朱德、徐向前等同志在那里也很为难，很吃力。…”

张国焘另立中央时，并没有在会上逼他表态，大概是了解“向前同志”在这种事上的“一根筋”的。会后专门找他谈话，他明确表明态度，不能这么做，张国焘虽不听，但也没说别的。

他的底色，或者说他的原则是什么？他是怎么考虑问题的？他的思路，或者说他的底层逻辑是什么？

我觉得，大概就是在一个大原则不变的框架中，不轻信，不盲从，保持独立的、理智的观察和思考。

比如尽管对中央心有不满，但在张国焘另立中央时，仍然态度鲜明地表示反对。这就是大原则。

对某些具体情况，则冷静思考，做出自己的判断，比如对中央批评四方面军的言论，他有很明确的认识，“太过分了”，“想不通”。

不变的大原则统御之下的理智和思考，才不至于越过界线，走向反面；反面例子如他的搭档陈昌浩，在中央“出走”后，暴跳如雷，“难听的话”说尽。但后来思想转变后，姿态也跟着大转弯，一变而为奉命唯谨，不敢逾越半步，从而走向反面，给革命和自己都造成巨大的伤害。后来西路军在倪家营子已陷入绝境，这个时候只能果断自救，但他囿于千里之外的命令，画地为牢，后来即便犹豫着突围出去，但仍旧心里不安，选择重新返回。这直接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后果。

不缺乏清明理智的独立思考的大原则，才不至于胶柱鼓瑟，不知不觉被引向谬误；反面例子如中央的某些人，其实并没有调查研究，也没有独立的思考和判断，就将中央出于某种策略考虑的对红四方面军的批评奉为金科玉律，变本加厉，结果不仅深刻地影响到两军团结，甚至也反被中央批评。

你看徐向前，我就是觉得中央有“不妥”的地方；但那是中央，必须尊重，必须做到组织层面上的服从，即便在中央落魄之时，即便在中央严厉批评我们之时。

我就是觉得必须尊重上头，必须有这个“规矩”，这是革命军人的根本，但我仍然明白，上头有些地方做的就是不合适，有些决策也未必一定正确。所以在大原则不变的情况下，我心底有所保留；所以我永远不盲目相信，即使上头看起来永远正确，即使上头威望正隆。所以，在西路军陷入绝境之时，尽管中央严令坚守，但我作为前线指挥员，根据实际情况，仍然主张突围自救。

也正因为此，在北进和西进两种方案中，我选择了西进。

事后证明这一次我错了，但那是极端情形中的极端情况而已。那是一种闪光的优点在不合适的情形中一次不合适的闪现而已。

正如我热心助人，反被人讹诈，人皆谓我傻，但其实那是我的优点，只是偶尔出现在了不合适的地方，看起来就像是弱点一样。

有时候就是这样，在某些特殊情形中以弱点形象呈现的东西，恰恰是其优点。